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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8年，伦敦圣玛丽医院，一个邋遢的苏格兰人把一堆脏兮兮的培养皿扔进了水池。他叫亚历山大·弗莱明，一个实验室里出了名的“懒汉”，连刷盘子都懒得刷。但就是这一堆长满霉菌的垃圾，让人类摸到了抗生素时代的门把手。
故事的开头，是那个教科书里反复播放的画面：弗莱明度假回来，发现葡萄球菌被霉菌剿灭，一个直径两厘米的“无菌圈”像神迹一样烙在培养皿上。他兴奋地把它命名为“青霉素”，然后写了一篇论文，就再也没有然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快就发现，这玩意提取起来就像用渔网捞水里的影子——今天好不容易熬出一点点黄色粉末，明天就分解得干干净净。弗莱明试了又试，从牛奶瓶到马槽，从土豆汤到肉汤，他就像个业余厨师，翻来覆去熬不出能救人的汤药。1931年，他彻底放弃了，转头去研究别的细菌。那把打开天堂之门的钥匙，被他随手丢进了抽屉，一锁就是十年。
但命运不会让一个伟大的发现就这么烂在纸堆里。1939年，二战爆发，伦敦的夜空被德国轰炸机染成血红色。伤员从战场上像潮水一样涌回来，伤口感染、败血症、截肢，医生们束手无策，只能看着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发着高烧死去。在牛津大学病理学院，有个一头卷发的澳大利亚人叫霍华德·弗洛里.....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