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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及清军入关，很多人误以为中原各省曾展开激烈抵抗，实则明末清初的局势远比想象中复杂——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清军进入京师后，北方各省官吏、士大夫、地主几乎全员归降，仅大顺军在陕西潼关、榆林进行过殊死抵抗。为何汉族官僚对“降清”毫无心理负担？南明政权又为何曾将清军视作“友军”？这一切的根源，藏在明末的阶级矛盾与各方势力的战略误判中。
一、“联虏平寇”：南明与清廷的“默契”，农民军成共同敌人
明末灭亡后，南明弘光政权的官员翻遍史书，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奇葩国策——**借用清军镇压汉族农民起义**。他们以唐末黄巢起义为鉴：当年唐军能平定黄巢，不仅靠郭子仪、李光弼，更依赖李克用的沙陀兵与叛变义军的朱温，三面夹击才实现“大唐中兴”。在南明官员眼中，李自成、张献忠的农民军是“颠覆大明的贼寇”，而清军虽为异族，却曾是大明的“卫所之属”（努尔哈赤起兵被视为“封疆大吏叛乱”，属内政问题），联合清军“平寇”，不过是效仿唐朝借“外援”平内乱。
巧合的是，清军也顺水推舟。多尔衮入关后发布公告，宣称“大清入主中原，非为抢汉家江山，而是为大明皇帝报仇，消灭贼人”——这番说辞与南明“联虏平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