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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晨四点半,鸡还没叫,老周已经醒了。
不是闹钟叫的,是膝盖。山里湿气重,他那条老寒腿比天气预报还准,一到阴雨天就疼得钻心。他摸黑坐起来,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夹克,袖口磨出了毛边,肘部补过两次。窗外还是墨黑一片,只有山风穿过松林的呜呜声。他摸索着点燃灶火,铁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起来,一把挂面,几片白菜叶子,就是早饭。
这是他在这个教学点的第二十七年。
镜头切到一条蜿蜒的山路,航拍视角下,水泥路像一条细蛇缠在悬崖腰上,弯弯绕绕,从山脚到山顶要拐十七道弯。老周的摩托车就停在他家门口——说是摩托车,其实更像一堆零件拼起来的铁架子,挡泥板用铁丝绑着,后视镜只剩一个。他跨上车,发动机咳嗽两声,突突突地冒出一股青烟,沿着那条路往更高处爬。
山顶上,一面褪色的红旗在晨风里飘着。旗杆是铁管焊的,下面就是他的学校——两间平房,一间教室,一间办公室兼厨房。墙上刷的白灰掉了一半,露出下面的红砖,像长了斑。操场就是一块压平的泥地,篮球架是木头的,篮板上用粉笔画了个方框。
老周到的时候,已经有三个孩子在门口等着了。最小的那个叫阿月,七岁,背着一个快赶上她半人高的书包,拉链坏了,用别针别着。她手里攥着个塑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