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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翻开任何一本中国历史教科书,都会看到这样一句话:乾隆年间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,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综合性丛书,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
这句话没错。但它只说了一半。
另一半是——在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十年里,乾隆下令销毁的书籍,超过三千种,十五万部以上。焚毁的书版,超过八万块。这个数字,比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典籍数量还要多。
修书,亦是毁书。这是一场被盛世光环遮蔽的文化清洗。
故事,要从一道圣旨说起。
1772年,乾隆三十七年。安徽学政朱筠上了一道奏折,建议朝廷从全国征集民间藏书,汇编一部空前绝后的大丛书。乾隆几乎立刻就批准了。表面上的理由很漂亮:稽古右文,嘉惠后学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——整理国故,造福读书人。
但如果你仔细看乾隆随后发布的征书令,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。他在圣旨里特意加了一句:书中如有“抵触本朝”之语,不必忌讳,如实呈报,不会治罪。
这句话,就是整场大戏的伏笔。
各地官员心领神会。他们一边搜书,一边审查。有的地方官甚至把“搜书”变成了“抄家”——挨家挨户翻箱倒柜,连私塾先生的教案都不放过。浙江巡抚三宝,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收缴了三千多部“违碍书籍”。他因此得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