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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069年,汴京的冬天格外冷。
御殿之上,二十岁的宋神宗赵顼把一份奏折反复翻了三遍。奏折上写着八个字——“变风俗,立法度,方今所急。”落款:王安石。
年轻的天子抬起头,看着阶下那个四十七岁、不修边幅、衣袍上还沾着墨渍的男人。他等这个人,等了整整两年。而这个人,也等了整整二十六年。
镜头切到二十六年前。庆历二年,二十一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,名次第四。按照惯例,他本该留在京城做官,但他主动申请去鄞县当县令。为什么?因为他在考卷上写的那篇《论时政疏》里,已经埋下了后来变法的全部种子——他说,大宋的病,不在边关,不在财政,而在“法度不合先王之政”。
鄞县三年,他干了三件事:修水利、办学校、把官仓的粮食在青黄不接时贷给农民,秋收后加二分利息收回。这是后来“青苗法”的雏形。他走的时候,百姓夹道相送,但他没回头。因为他知道,一县之治,救不了大宋。
接下来二十年,他一路升迁,一路拒绝升迁。朝廷让他当馆阁校勘,他拒绝;让他当同修起居注,他拒绝;让他当知制诰,他还是拒绝。他躲在地方上,从鄞县到舒州,从舒州到常州,从常州到江宁。每到一个地方,他就把当年的“鄞县经验”复制一遍。他在等一个人——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