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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五十年,紫禁城的御案上,一份来自江南的密折让五十多岁的皇帝久久沉默。密折里写着一件怪事:江苏某县,一个叫王二的小农,家里添了第五个儿子。按说添丁进口是喜事,可王二却连夜带着老婆孩子逃进了山里。为什么?因为清朝的税,是按人头收的。家里多一个人,就多一份丁银。生得起,养不起,更交不起。这不是个例。整个大清帝国,从顺治到康熙,人口统计数字始终在两千多万徘徊。不是不想生,是不敢生。而就在这一年,康熙做了一个决定,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例行公事,却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,涟漪将在半个世纪后演变成滔天巨浪。他宣布: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丁银总额为基准,此后新增人口,永不加赋。这道恩旨,史称“滋生人丁,永不加赋”。听起来,问题解决了。可实际上,这只是一个更大变革的序曲。因为丁银的总额虽然固定了,但具体到每家每户,怎么分摊?地主家人多,还是佃户家人多?富户想方设法隐匿人口,穷户却被逼得卖儿鬻女。旧的漏洞没补上,新的不公又在滋生。康熙晚年,各地官员心知肚明,却无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。直到雍正即位。
雍正元年,一个叫黄炳的直隶巡抚,上了一道奏折。这道奏折,在清宫档案里不过薄薄几页,却字字千钧。他建议:将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