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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780年,长安城太极殿。唐德宗李适盯着案头堆积如山的奏折,眉头紧锁。江淮转运使的急报摆在最上面:又跑了三百户。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了。户部尚书杜佑跪在阶下,声音发颤:“陛下,租庸调制……怕是撑不下去了。”
你可能会问,租庸调制是什么?简单说,就是唐朝前期的税收制度。它曾经让大唐国库充盈,让长安成为世界中心。可到了德宗朝,这套运行了一百多年的制度,却像一台生锈的机器,怎么修都转不动了。
镜头切到贞观年间。长安西市,胡商牵着骆驼穿过人群。一个里正敲着铜锣,挨家挨户喊:“各户听好了,今岁租二石,庸二十日,调绢二丈!”百姓们从屋里探出头,有的扛着粮食,有的抱着布匹,往官仓方向走。画面里,一个老农数着铜钱,对老伴说:“今年收成好,交完租庸调,还能剩点给孙子扯块布。”
这就是租庸调制的核心:以人丁为本。不管你家里有多少地,有多少钱,只要你是男丁,到了岁数就得交税。租,是交粮食;庸,是服劳役,不想去?拿布帛来抵;调,是交土特产,一般是绢麻。听起来简单粗暴,但在当时,这已经是相当先进的制度了。
为什么?因为魏晋南北朝那会儿,税收乱得像一锅粥。门阀士族藏着大量人口不报,朝廷收不上税,只能可劲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