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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《我是杀人犯》：公诉期后的罪恶博弈与正义追缉】十七年的时光足以让一座城市改变轮廓，却无法抚平一桩连环杀人案留下的伤疤。2007年，当李斗石带着一本名为《我是杀人犯》的自传体书籍出现在公众视野时，整个韩国社会被卷入一场跨越公诉时效的道德与法律风暴。这部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悬疑电影，以极具张力的叙事手法，撕开了法律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裂缝，让观众在惊心动魄的追凶过程中，重新审视罪恶与惩罚的边界。
### 一、时效迷宫：法律空隙中的嚣张宣言
1990年代的首尔笼罩在连环杀人案的阴影下，十名女性相继遇害，凶手以蒙面姿态在雨夜作案，其残忍手段与反侦察能力让警方束手无策。当老崔警官在追捕中被凶手划破嘴角，留下终身疤痕时，他不会想到这场噩梦将延续十七年。韩国法律中"公诉时效十五年"的规定，如同为凶手筑起一道无形的壁垒——2005年案件正式超过追诉期，意味着即使真凶现身，法律也无法给予其刑事处罚。
李斗石的登场打破了这份沉寂。他以俊朗的外表、优雅的谈吐和一本细节详尽的犯罪回忆录，迅速成为舆论焦点。书中对十起凶案的作案手法、受害者特征甚至心理活动的精准描述，让公众不得不相信他就是当年的真凶。更具挑衅意味的是，他展示了肩部未取出的枪伤——那是十七年前与老崔对峙时留下的印记。这种"有罪证明"与"法律豁免"的双重身份，让他在媒体聚光灯下扮演起"忏悔者"的角色：为福利院捐款、跪在被害人家属门前道歉，甚至以"赎罪者"形象俘获大批粉丝。
电影在此处埋下第一个深刻悖论：当法律因时效限制无法制裁罪恶时，舆论与道德能否成为替代的审判工具？李斗石利用媒体包装出的"赎罪者"形象，实则是对法律漏洞的极致嘲讽——他明知自己不会被起诉，却通过消费罪恶获取名利，这种嚣张姿态让老崔等受害者家属陷入更深的痛苦。
### 二、三重博弈：真凶、冒牌者与复仇者的角力
老崔的怀疑从未停止。作为